苏洵曾经描述王安石曰：“囚首丧面而谈诗书”，甚而“衣臣虏之衣，食犬惫之食”--想来还不至有诳语之嫌，则王荆公“邋遢相公”之名亦算不虚传耳。
外表“潦倒”如此，政治抱负才能却足可惊人：
“荆公之时，国家全盛，熙河之捷，扩地数千里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。”
若旁人一家之言还不足为凭的话，王荆公自个儿抒发情志的词作总不至作假罢：
“登临送目，正故国晚秋，天气初肃。千里澄江似练，翠峰如簇。归帆去棹残阳里，背西风，酒旗斜矗。彩舟云淡，星河鹭起，画图难足。
念往昔，繁华竞逐，叹门外楼头，悲恨相续。千古凭高对此，谩嗟荣辱。六朝旧事随流水，但寒烟衰草凝绿。至今商女，时时犹唱，后庭遗曲。”
这一首《桂枝香·金陵怀古》词，豪纵沉郁，同范仲淹的《渔家傲·塞下秋来风景异》一词，共开豪放词之先声，予后来词坛有极大影响。
宋代杨湜《古今词话》：金陵怀古，诸公寄词于《桂枝香》凡十三余首，独介甫最为绝唱。东坡见之，不觉叹息曰：“此老乃野狐精也。”（《词林纪事》卷四引）
明代张惠言《论词》亦曰：《桂枝香》登临送目：情韵有美成、耆卿所不能到。
王荆公词今存约二十余首，大致可分为抒写情志和阐释佛理两类。“古之歌者，皆先为词，后有声，故曰‘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’。如今先撰腔子，后填词，却是‘永依声’也。”
所以他的写物咏怀的抒情词作，往往“瘦削雅素，一洗五代旧习”。
王安石“言志之诗”更是写得含蓄深沉、深婉不迫，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当时诗坛上自成一家，世称“王荆公体”。
他的诗歌创作大致可以第二次罢相为界分为两个阶段，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。前期创作主要是“不平则鸣”，注重社会现实，反映下层人民的痛苦，倾向性十分鲜明，风格直截刻露；晚年退出政坛后，心情渐趋平淡，大量的写景诗、咏物诗“穷而后工”，重炼意和修辞，下字工、用事切、对偶精，极富诗歌艺术。
所以张舜民评曰：“王介甫（诗）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欲有寻绎，不可得矣。”
南宋敖陶孙则称其诗“如邓艾缒兵入蜀，要以险绝为功”。
关于王安石的诗作，尤有洪迈《容斋续笔》卷八曾记载曰：
王荆公绝句云：“京口瓜洲一水间，钟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”吴中士人家藏其草，初云“又到江南岸”。圈去“到”字，注曰“不好”，改为“过”，复圈去而改为“入”，旋改为“满”，凡如是十许字，始定为“绿”。
因为此则著名诗话，亦因后人对此的广为称道，“绿”字的使用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讲究修辞炼字的范例。
其实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，无论诗、词、文皆有杰出的成就。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，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，可说一扫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。然则王安石的文学主张，却过于强调“实用”，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。他的不少诗文，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，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。还有一些诗篇，论禅说佛理，晦涩干枯，但不失大家风范。
他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，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，主张文道合一。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，揭露时弊、反映社会矛盾，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。
论说文，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，观点鲜明，分析深刻，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，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，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，结构谨严，说理透彻，语言朴素精练，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，为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。短文则直陈己见，简洁峻切，短小精悍，形成了“瘦硬通神”的独特风貌，如史论《读孟尝君传》，全文不足百字，然而层次分明，议论周密，词气凌厉而贯注，势如破竹，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。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，简洁明快而省力，亦记游，亦说理。
总论王荆公诗、词、文，不难见出他的格局、气度、胸襟、眼光均有过人之处，所以黄庭坚有云：余尝熟观其（王安石）风度，真视富贵如浮云，不溺于财利酒色，一世之伟人也。
颜元：荆公廉洁高尚，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。及既出也，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。且公之施，亦彰彰有效矣。用薛向、张商英等治国用，用王韶、熊本等治兵，西灭吐蕃，南平洞蛮，夺夏人五十二砦，高丽来朝，宋几振矣。
梁启超：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，惟公庶足以当之矣。悠悠千年，间生伟人，此国史之光，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，铸金以祀也。距公之后，垂千年矣，此千年中，国民之视公何如，吾每读宋史，未尝不废书而恸也。以不世出之杰，而蒙天下之诟，易世而未之湔者，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，而在吾国则荆公。
“以不世出之杰，而蒙天下之诟，易世而未之湔者…….在吾国则荆公。”的是确评。